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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偏見嗎?

2020-09-02 12:07 作者:陳賽來源:三聯生活周刊 2020年第36期
如何避免成為“烏合之眾”

你有偏見嗎?

如何避免成為“烏合之眾”

“目前互聯網上出現的絕大部分問題都是源于技術的權力與人類心智的限制之間越來越大的不對稱性。”

有一個腦筋急轉彎的題目是這樣的:一個父親和兒子出了車禍。父親當場死亡,男孩重傷并被送往醫院。在醫院里,主刀醫生看了一眼男孩說:“我沒法給這個孩子做手術。他是我兒子。”

 

 

請問,既然他的父親已經死亡,這是怎么回事?

如果你和我一樣,想了很久沒想明白其中的道理,那么,恭喜你,你是一位隱秘的性別歧見者。

因為正確答案是,這位醫生是孩子的母親。

 

 

至少對我而言,這是一個頗為醍醐灌頂的時刻,就好像你突然觸摸到生命潛流中的某處陷阱,或者感受到一陣沉鈍的刺痛感——關于性別的偏見如此深刻地內化到我們的日常思維之中,仿佛一根刺,直到此刻才傳遞出痛感。

和所有脊椎動物一樣,人類雙眼的視網膜上有一個盲點,這個區域叫作scotoma(希臘語的原意是“黑暗”),意思是沒有對光敏感的細胞,因此雖然光照射在此處,卻無法通過有效途徑被大腦的視覺區域所感知。

同樣,心理學在我們的潛意識深處發現了大量的認知偏見與盲點,其中最有趣的,是關于內隱性社會偏見的研究。這些關于種族、年齡、性別等特征的偏見發生在我們的社會交往過程之中,往往是我們的大腦自動而隱蔽的計算,但卻在情感與行為層面對個體和社會都產生重大而隱秘的影響。

一歲的嬰兒已經能區分不同的種族,并且能將熟悉的面孔與愉悅的音樂聯系起來。到了六歲,孩子對于自己的偏見很坦率,到了十歲,他們開始戴上社交面具,開始隱藏一些自動化的感受。到了成年,大部分人都會發誓自己沒有偏見,直到某些特殊的場合,比如聽到剛才那個腦筋急轉彎。

什么是偏見?偏見是如何形成的?它與社會文化之間是什么關系?到底是偏見塑造了文化,還是文化塑造了偏見?如果說偏見是一顆種子,我們每個人內心深處都有,那么在什么樣的土壤里,它會生根發芽?什么情況下,我們可以控制它?網絡時代又為我們的偏見帶來了什么樣的變化?這些是我們這一組封面故事希望解答的問題。

認知:我們vs他們

在《社會性動物》中,美國社會心理學家艾略特·阿倫森提出,偏見有三個層次:認知的,情感的,行為的。“當我們說一個人對同性戀有偏見時,我們的意思是,他(她)對他們有先入為主的看法,對他們有負面的情感,并且傾向于帶著成見或敵意來對待他們。”

在認知的層面上,偏見是你對世界的看法,對他人的看法,這些看法有的是積極的,有的是消極的,但總體上是一種先入為主,或者以偏概全。

在情感的層面上,偏見會激發喜歡/討厭、愛/恨、惡心/嫉妒等復雜的情感,這些情感又會影響我們的認知和行為。

在行為的層面上,偏見往往會導致歧視,甚至污名化。在現代社會,大多數形式明確的歧視都是非法的,但偏見仍然可以以微妙但重要的方式表現出來。在美國,最嚴重的可能是種族歧視,而在中國則是貧富差距、城鄉差別導致的歧視,比如農民工曾經被稱作“盲流”,這就是歧視性的稱謂,是社會結構的不平等導致的。性別歧視是另外一個重要的類別,我的采訪對象之一、清華大學的社會學副教授嚴飛說,他對于中國當下電視劇中的一種劇情套路深為不解:為什么現代女性必須經歷“斗小三”的磨練之后才能成長為獨立女性?

人類學家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觀察到,二元對立(男/女、善/惡、熱/冷、保守/自由、人/動物、身體/靈魂、自然/人工培育等)是人類最簡單也是最普遍的應對自然界復雜性的方式。

這種分類傾向也同樣適用于社會生活。我們/他們就是最基本的分類——我們是中國人,他們是外國人。我們是城里人,他們是鄉下人。我們是中產階級,他們是窮人。我們是女人,他們是男人。我們是好學生,他們是壞學生。我們是基督徒,他們是異教徒……

在《行為》一書中,美國生物學家羅伯特·薩珀爾斯基提到一件令他哭笑不得的事情:在《人猿星球》的拍攝現場,扮演黑猩猩的群眾演員與扮演大猩猩的群眾演員在吃午飯時居然很自然地分成兩桌。于是,他引用了一句笑話:“這個世界上有兩種人,一種人把人分成兩種,另一種則是不這樣分的人。”

從進化的角度來說,分類是我們認識世界的一種捷徑?;蛘?,按照美國心理學家高爾頓·奧爾波特的說法,這種分類依據的是“最少努力原則”(least effort principle)。

對我們的祖先而言,在一個復雜多變、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中求生存,把陌生人當作潛在的攻擊者,而不是善意的朋友來對待,顯然有更好的生存幾率。

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對小型社會的生活方式充滿了浪漫的幻想,認為他們在道德的許多方面上都要遠遠優于當代社會之人。但她在談到他們對陌生人的態度時,立場就不那么堅定了:“大多數原始部落成員都覺得,如果他們在叢林中偶然遇到來自敵對部落的‘亞人類’,那么最恰當的做法就是把他亂棍打死。”即使人類文明進化到今天的地步,我們在遇到陌生人時的第一反應仍然不是仁慈友愛,而是恐懼、厭惡,甚至是仇恨。

神經科學的研究發現,大腦在做出我們/他們的區分時,速度十分驚人。比如,以每秒20張的速度給你看一組照片,幾乎是一閃而過,你的大腦也能立刻區分出我們/他們——如果照片里是“他們”,就會立刻觸發杏仁核的反應,也就是負責恐懼、焦慮和攻擊性的大腦區域。給你看一段有人被針扎手指的畫面,你的大腦會產生“同構反射”(isomorphic reflex),此時大腦運動皮層對應手的位置會興奮,進而你的手會握緊,好像感受到了對方的痛楚,除非這只手屬于一個異族者。

阿倫森說過,一旦我們將世界劃分為不同的類別,就會以標簽化的方式來總結群體的本質——這就是“刻板印象”。

美國記者沃爾特·李普曼是第一個使用這個術語的人,他描述了現實世界與我們腦中的“鏡像”之間的區別。“刻板印象”就是讓這些鏡像支配我們的思維,產生期望,塑造我們構建的關于人們及其行為的敘述。

他曾經說過,我們絕大部分的偏見和成見,都是源于這樣一個令人不安的事實:“多數情況下,我們不是先看到,然后定義。而是先定義,然后看到。置身于龐雜喧鬧的外部世界,我們一眼就能認出早已為我們定義好的自己的文化,而我們也傾向于按照我們的文化所給定的、我們所熟悉的方式去理解。”

關于“我們”的刻板印象,總是自吹自擂式的——我們更正確,更聰明,更道德,更值得的;我們的食物更美味;我們的音樂更動人;我們的語言更有邏輯,或者更富有詩意……

關于“他們”的刻板印象,則常常是負面——他們危險、愚蠢、不可信賴,他們道德敗壞,他們吃昆蟲……

在“我們”內部,我們尊重個體的豐富性,關注他們的變化,但對于“他們”,我們很少考慮一個人作為個體的復雜性,而只是將其視為一個范疇,一個同質化的群體。他們只是他們的黑皮膚、性別、性取向……他們情感簡單,對痛苦也不敏感。無論在古羅馬、中世紀英格蘭、古代中國,還是美國舊南方,精英階層都理所當然地給奴隸們塑造了簡單、幼稚、無法獨立等刻板印象。

當“我們”犯錯時,我們會更傾向于原諒,找各種借口為之開脫:一般來說我們不是這樣的,我們犯錯一定是局勢所迫。而當“他們”犯錯時,我們相信這件事反映了他們的本質:他們就是這樣的人,并將永遠保持這樣。

神經學關于催產素的研究,可以幫助我們更深入地理解這種護短和排外的現象。我們一般對于催產素的認識是,催產素是關于信任,關于表達,關于親社會性的激素。但很不幸的是,只是在那些被你界定為“我們”的人之間。當對方是那些被你界定為“他們”的人時,催產素反而會讓你對他們表現出更多的惡意和恐懼,攻擊性更強,而合作性更少。

荷蘭有一項研究,實驗者設置了典型的“電車難題”——假設你看到一輛剎車壞了的有軌電車,即將撞上前方軌道上的五個人,而旁邊的備用軌道上只有一個人。如果你什么都不做,五個人會被撞死。你手邊有一個按鈕,按下按鈕,車會駛入備用軌道,只撞死一個人。你是否應該犧牲這一個人的生命而拯救另外五個人?

一般來說,人們都愿意以一個人的生命為代價拯救五個人的生命。但如果你給備用軌道上的那個可憐人取個名字,再給實驗對象注射催產素,奇怪的事情發生了。如果你給那個人取的名字是一個荷蘭人的常見名字,比如德克或者彼得,實驗對象就不大愿意犧牲他一個人來救另外五個人。但如果這個人的名字是荷蘭人普遍有敵意的德國名字或者穆斯林名字,人們則很輕松就做出犧牲他的決定。

還有多項研究表明,如果一個人對自己種族同胞的面孔有更多含蓄隱晦的偏愛,對其他種族人痛苦的反應就更弱。也就是說,催產素事實上夸大了人們大腦里“我們vs他們”的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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