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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扶貧的道路選擇

2020-09-30 09:20 作者:謝九來源:三聯生活周刊 2020年第4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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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0年底,我國將完成全面脫貧攻堅戰,實現“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的目標任務。

在1978年改革開放之初,以當時的貧困標準每人每年純收入200元來看,我國的貧困人口高達2.5億,占農村人口比例(貧困發生率)高達31%;到了2019年,我國的貧困人口減少到只有551萬,貧困發生率只有0.6%。2020年是扶貧攻堅戰的收官之年,按照計劃,到了今年年底,最后剩余的551萬貧困人口也將全部“清零”。

 

 

中國的扶貧成就,在人類發展史上是一個巨大的奇跡,當前全球仍有十多億貧困人口,全球扶貧之路還面臨著巨大挑戰,那么中國到底是怎樣在幾十年時間里消除了絕對貧困?這樣的道路選擇對于全球扶貧是否具有借鑒意義呢?

將高達數億貧困人口全部“清零”,中國的扶貧之路注定了挑戰重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扶貧經歷了多種不同的復雜階段,每個階段各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在每個不同的階段,中國的扶貧都做出有針對性的道路選擇,最終實現了數億貧困人口“清零”的成就。

 

 

改革開放之初,用制度改革的紅利消除貧困

在改革開放之前,計劃經濟時代的種種弊端給農村經濟帶來巨大傷害,加劇了農村人口的貧困程度。在上世紀70年代末,以當時每人每年200元的標準來計算,我國的貧困人口高達2.5億,可以說,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不合理的計劃經濟所致。這也就意味著,只要對當時落后的制度作出改革,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升農村經濟,大規模消除貧困現象。

1978年,中共中央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國的市場經濟改革就此起航。當時改革的重點原本是國有企業,但意想不到的結果是,那一輪國企改革并不成功,改革的成就主要在農村釋放。1980年,中央正式批準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緊隨其后,鄉鎮企業開始蓬勃興起。

農村成為當時中國經濟最富活力的部分,證明了改革開放的大方向行之有效,更現實的意義在于,極大地改善了當時農民的生活水平,消除了大量貧困人口。1980年,家庭聯產承包制度取代了人民公社,對農民而言,最大的意義在于改變了激勵機制,拋棄了以前的“大鍋飯”體制,取而代之的分配方式是“交夠了國家的,留足了集體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

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被充分激發出來,農村的生產效率顯著提高,主要農產品的產量大幅提升,農民收入有了明顯改善。1980年,我國農村居民的家庭年收入為216元,到了1990年,上升到990元,十年時間增長了近4倍。這樣的增長速度,在改革開放之前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時期是難以想象的。農民收入快速增長,使得大量農村人口擺脫了貧困狀態。

統計數據顯示,從1978年到1985年,農村人均糧食產量增長14%,棉花增長74%,油料增長176%,肉類增長88%,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了2.6倍,貧困人口從2.5億減少到1.25億,貧困人口每年減少近1800萬,貧困發生率下降到14.8%。

家庭聯產承包制度的推進,在農村帶來了更多的連鎖反應,最大的效果就是刺激了鄉鎮企業的發展。農民收入提高之后,消費需求隨之上升,同時,土地制度改革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率,釋放出更多的剩余勞動力,在這樣的背景下,鄉鎮企業如雨后春筍般在農村發展起來,成為當時中國經濟最有活力的部分,而且為中國后來的民營經濟發展起到了很好的啟蒙作用。鄉鎮企業的崛起,成為繼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后,農村減貧的第二大推動力。鄧小平曾經在一次講話中表示:“農村改革中,我們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最大的收獲,就是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了,突然冒出很多行業,搞商品經濟,搞各種小型企業,異軍突起。這不是我們中央的功績……如果說在這個問題上中央有點功績的話,就是中央制定的搞活政策是對頭的。”

1978年,鄉鎮企業產值占農村社會總產值的比重不到1/4,到了1987年,首次超過了農業總產值,鄉鎮企業的飛速發展,為農民增加收入起到了關鍵作用。1978年鄉鎮企業的從業人員人均工資大概為300多元,到了90年代末已達4000多元,比1978年翻了4番,農民收入的增加有1/3通過鄉鎮企業職工工資收入而實現。

當時農民收入的提高,除了轟轟烈烈的制度改革之外,國家政策扶持也起到了關鍵的作用。從新中國成立之初到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經濟的重點是發展城市工業,為了扶持工業尤其是重工業發展,農產品價格在很長時間里被人為壓低,工農業價格的巨大剪刀差對農民利益形成了較大傷害。毛澤東就曾經多次表示:“為了完成國家工業化……所需要的大量資金,其中有相當大的一部分是要從農業方面積累起來的。”改革開放之后,政府開始改變農業為工業過度輸血的局面,從1979年開始,政府對農產品的采購價格大幅提高,這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農民收入。

從這個階段的減貧來看,這可能是改革開放以來減貧速度最快的一個階段,從1978年到1985年,僅僅用了7年時間,2.5億貧困人口就“消滅”了一半,看上去也似乎是減貧最容易的一個階段。政府并沒有將減貧作為一個專門的目標去刻意實現,但是最終減貧的效果卻事半功倍。

這個階段的減貧之所以效果顯著,主要原因在于對過去不合理的體制進行糾錯。改革開放之前的大量貧困人口,可以視為一種制度性貧困,所以,只要將農民從不合理的機制中解放出來,就可以釋放出巨大的生產力。在改革開放之前,農民在大鍋飯體制下毫無生產積極性,加之農業為工業輸血做出的巨大犧牲,農村經濟一片凋零。改革開放之后,過去不合理的體制被逐漸糾正,長期被積壓的積極性和生產力得到極大釋放,在這樣的背景下,不需要政府給予太多的扶持,只要給予農民一個合理的機制,就可以激發出農民的積極性,農民自己就會成為減貧的最大推動力。

當前全球還有很多地區的貧困屬于制度性貧困,而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初的這段經驗,其實可以為很多貧困地區所借鑒。不過,最大的難點在于,當年中國有足夠的勇氣解放思想,打破不合理體制的約束,推進浩浩蕩蕩的改革開放,這樣的改革開放需要“天時、地利、人和”的配合。對于全球很多貧困地區而言,之所以長期難以擺脫貧困,這可能是最難借鑒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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